就是藏身于日本的十八芝余党。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目前调查工作中所出现的大部分未解之谜都能得到合理的答案。

宁崎道：“听起来挺有道理，所以你的推断现在就差一些关键性的证据来证实了。”

何夕沉声道：“陆陆续续抓了那么多活口回来，我就不信连一张嘴巴都撬不开！”

自漳州锦发号和正福记事发以来，短短十几天工夫，海汉先后在多个贸易港查获了数家私藏有西班牙制式武器的商业机构，并抓获了数十名疑犯。不过这些人当中真正掌握关键信息的只是少数几名以掌柜身份作为掩护的头目，而这些头目都是死硬派，在审讯中完全不肯合作，令调查工作迟迟未能取得预想的进展。

在澎湖正源记被捕的陆久是首个受审的头目，虞尧认为对方在酷刑之下很快就会开口招供，但他却没想到这家伙曾受过反审讯训练，在受了几轮酷刑之后虽然开了口，但其招认的内容却是前言不搭后语，可信度极低。

而后续从其他地方所抓捕到的几个头目也都是类似的情况，似乎宁可死也不愿供述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刑讯专家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没有这个条件又审不出名堂的，就只能把人送回三亚处理，一来二去，调查工作也因此又延误了数日。

不过这个时候，得到三亚密令的虞尧正在启用另一种手段调查相关的情况。

1632年的巴达维亚战争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经营大受打击，而海汉也极为强势地在这个时候进入台湾岛，进一步压缩了荷兰人的活动空间。海汉舰队兵临城下直接堵在了大员港外面，为了能够保留荷兰在大明附近唯一的殖民地，荷兰人不得不低下了头与海汉签署了和平协议，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海汉人在距离大员港不到百里的地方建起了高雄港。

在大员港长官汉斯还在犹豫要不要给高雄港的建设使绊子的时候，海汉军便在次年年头攻打了当时由西班牙统治的淡水、鸡笼两处港口据点，然后将西班牙人赶回了南海。荷兰人自问实力并不比西班牙人强出多少，当下也不敢造次。

而之后海汉在澎湖和高雄都驻扎了武装部队，正好位于其间的大员港基本上就是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海汉的监视之下，有任何不端的举动都有可能会迅速招来军事打击。除了老老实实做人，荷兰人也没有第二条路可选了。

虽然东印度公司由此保住了与大明进行贸易的桥头堡，但他们能够向大明出售的商品却是所剩无几，基本上都被海汉货给挤出了市场。而且由于海汉的存在，愿意离开大明谋生的民众几乎都选择了海汉为目的地，荷兰人很难再从大明招募到移民来扩充大员港的经营规模，而巴达维亚的荷兰民众也没多少人愿意远赴数千里外一个并不繁荣的殖民港落脚。所以几年过去之后，大员港已经被后来居上的高雄港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仍然只是一个常驻人口不足三千的小港口。

不过大员港的进账还能依靠另一项生计，就是为本国商船充当北方航线的中转港，让去往浙江定海港，以及琉球和日本的荷兰商船能够在此完成补给和维修。虽然跑这几条航线的商船并不算太多，但好歹也能让大员港稍稍有一些人气，不至于显得太萧条。

对于汉斯来说，能保住这个港口，就是保住了他手上仅有的特权，虽说在海汉人的监视之下不免有些憋屈，但好在海汉人还算讲求信誉，自签订和平条约之后也没有要入侵大员港的迹象，这几年倒是比海汉人来福建之前大明、十八芝，还有西班牙人打来打去的时候太平多了。

虽然在和平条约的规定之下，大员港不能保留太多的武力配置，特别是岸防火力和武装舰船都受到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但最近几年倒是没有出过什么乱子。毕竟澎湖和高雄的海汉军事近在咫尺，根本没人敢在这附近的海域闹事，一定程度上也就免费充当了大员港的保护伞。汉斯虽然不甘，但也知道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自己的力量所能改变，也就只能安然接受了。

不过离得虽近，但两国井水不犯河水，平时也极少会有来往。巴达维亚当局不希望大员港被海汉逐步同化，而汉斯也明白与海汉保持距离的重要性，所以双方在平时极少会有官方人员的往来。

但今天太阳大概是从西边出来了，一艘海汉战船就大模大样地驶入了大员港，不过从其关闭的船舷炮窗来判断，这次造访应该是没有什么恶意。

汉斯在接到手下的报告之后立刻赶到了港口查看情况，他不认为海汉战船的到来是为了入侵大员港，如果海汉人真打算这么干，应该也不至于膨胀到只派一艘战船过来。但他也不觉得海汉人的主动到访带有多少善意，如果是正常的外交往来，大可不必派遣一艘战船，普通的帆船就足以胜任了。

但这艘战船靠港之后，从船上下来的人却让汉斯吃了一惊，对方竟然是海汉在福建海峡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虞尧。这种级别的高官出访大员港，竟然都没有提前打一声招呼，这实在让汉斯有些诧异。

吃惊归吃惊，汉斯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他知道这位海汉将军权限极大，可指挥拥有大小三十余艘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