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丽花了五天时间设法从里斯本飞到罗马。她终于搞到一张飞机票。但是在飞机临起飞前几分钟，这张票作废了——一大群显然酒足饭饱的喧闹的德国军官又说又笑地依次穿过出入口，把二十名乘客面面相觑地留在外面。这个情况使得她不想再乘飞机。可是坐火车穿过正在崩溃的法国过于冒险。结果她在一艘开往那不勒斯的希腊货船上订了个舱位，这次倒霉的航行整整走了一星期。她和一个身上发出膏药味道的满脸皱纹的希腊妇女合住一间又闷又小的船舱，到处都是黑色蟑螂。虽然呆在舱里面非常难受，但是她很少离开，因为船上的那些高级船员和粗野的水手在甲板上或通道内都死死地盯着她，使她感到不安。她吃不下饭。船的上下颠簸使她夜里睡不着觉。在旅途中，她从手提收音机中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法国政府狼狈撤离巴黎，意大利投入战争，还有罗斯福的讲话：“那只拿着匕首的手已经把它戳进邻人的后背了。”娜塔丽抵达意大利时情绪紧张，身体疲惫不堪。她强烈地感觉到最好立即把埃伦从锡耶纳接走，除了手稿之外，其他一切——书、衣服、家具等等都可以不要。

但是上了岸，吃了一两顿象样的饭，喝了点好酒，又在一家旅馆的又大又软的床上舒舒服服地足足睡了一夜之后，她对自己的惊慌也感到奇怪了。无论是那不勒斯或是罗马，都看不出意大利已经参战的迹象。在灿烂的阳光下，夏天的鲜花——紫色的、红色的——盛开在灰泥墙头。在拥挤的街道上，意大利人的样子仍象往常一样轻松愉快。在意大利的火车上，咖啡馆里，一向总是充满了谈笑风生、脸晒得黑黑的青年士兵。他们仍象往常一样安闲自如。

经过这段漫长的旅程，火车里又热又脏，她终于到了锡耶纳。她从远处刚一瞥见这个屹立在被葡萄树遮盖的弧形山峦中的古老城市时，就产生了一种窒息、厌烦的感觉，几乎就象迈阿密街道给她的那种感觉一样。“上帝，真没想到我又回到这里来了。”她自言自语说。城外的山峦已经露出仲夏季节的那种象披上一片灰尘似的朦胧的绿色。锡耶纳没有什么变化。午饭后的寂静笼罩着城市。阳光灿烂的空旷的红色街道上几乎连狗都不动一动。她费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辆还在营业的出租汽车。

埃伦戴着他那顶宽边白帽，穿着一身黄色的哔叽夏衣，坐在那棵大榆树的树荫下他的老地方，正在看书。在他的后面，在山谷上面，高高耸立着那座黑白色大教堂，俯视着这个红屋顶小城。“娜塔丽！你居然来了！太好了，”他拄着一根手杖，迈着僵直而沉重的步子朝她走来，一只脚装在金属制的模子里。“我一直在叫出租汽车，可是等到我都该午睡了，一辆也没有来。我刚才倒真睡了一个很舒服的午觉——到里面去，我亲爱的，你得吃点东西。把东西交给朱瑟普就行了。”

室内还是老样子，只是休息室的沉重家具现在都换上了印花布做的绿色套子。在书房里，那堆手稿、那堆笔记、那一大排参考书都还放在原来的地方。他的写字板放在桌子上，上面夹着一页一页的黄色稿纸，这是他当天写好的稿子，等待明天早上修改。

“怎么回事，埃伦，您还没有开始收拾东西！”

“一会儿喝茶时我再跟你讲，”他说，有点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我想你大概想先洗一洗吧？”

“可是，情形到底怎么样，埃伦叔叔？罗马方面没有消息吗？华盛顿指示还没有来吗？”

“华盛顿的指示已经来了。莱斯里真不错。”他往一把椅子上一倒。“我这个脚脖子站几分钟就不行了。本来都快好了，我糊里糊涂又摔了一跤。我这个人真麻烦！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稿子今天已经写到967页了，而且我认为写得还可以。你现在先去洗一洗。娜塔丽，你的样子简直象喝醉酒，脸上还有一层灰。”

佛罗伦萨的那个年轻领事接见她时态度和蔼可亲，从一张笨重的雕花黑色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把她领到一张椅子前坐下。他抽着一根弯曲粗糙的石南根烟斗，屋里充满了浸过甜酒的烟草味。他的手很小，握着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烟斗看上去很奇特。他的脸黑里透红，蓝色眼睛柔和而明亮，一张象孩童般的嘴，嘴唇很薄，下唇缩进去，好象总是很委屈的样子，他的金黄色头发又密又短又直，他穿着灰色绸外衣，白色的活领，蓝色领带，显得潇洒、整洁。他的办公桌上的姓名牌子上写着：奥古斯特-凡-维那克二世。他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一面说一面咳掉沙哑的声音。

“您就是那位名作家的侄女，对吗？很高兴见到您。我今天早上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没能接见您，很抱歉。”

“没关系，”娜塔丽说。

他随便地挥着他的小手。“您知道，人们一批一批回国，走时很匆忙，把一切都撂给领事馆办。现在还有许多贸易上的事情。我整天忙于处理公文函电。我差不多成了许多美国公司的经纪人或商业代理人——当然是白尽义务。今天早上，真想不到，为了一卡车杀虫剂的事搞得我晕头转向！您受得了吗？当然，在佛罗伦萨还有美国人留下没走。他们呆得时间越久，他们就越会变